澳門回歸已經18年，但很多基本法的要求其實並未執行，例如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設立，至今仍在立法階段。另外，基本法已訂明澳門需就國際勞工公約展開本地立法，工會法立法理應是必須，但在立法會由商界議員主導的情況下，工會法先後九次由不同人士提交，皆在商界議員的強烈反對下被否決。工會法引起商界很大戒心，但其實內地早在1950年立國之初已經設立工會法，香港與台灣也已有工會法，反觀澳門當局面對各方壓力，只能以拖延的手段來面對。當局計劃以第三方調研來探討工會法的立法條件，但單是招標已超過一年，而研究更是需時兩年，明顯地屆時特區政府已經換屆，順利地將這個政治難題交給下一任特首。澳門經濟騰飛至今，勞資糾紛亦隨之而暴增，最近亦發生博企員工的維權事件。澳門沒有工會法這個框架，勞資雙方不可能平等地協商，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是相當不利。

基本法要求下仍九度被否拒

澳門作為行政主導地區，絕大部分法律是由行政當局向立法會提案，再由立法會審議，立法議員雖然也有提案權，但過去甚小使用，而且很多範疇須要行政長官同意授權才能提交。在過去為數不多由議員提交的提案中，以工會法最具爭議性，由2005年至2017年之間，立法會共九次否拒由議員提案的工會法，原因不約而同是商界議員的反對，而政府又以社會沒有共識為由沒有主動提案，導致這個重要的法律一直缺位。

這十多年間，澳門經濟經歴了賭場開放、經濟起飛、邁向高峰、調整下滑與谷底回升，每一個階段商界議員皆以當下不是立法的最好時機來回應，就是沒有說明何謂立法適當時機。商界反對工會法的原因不外乎是擔憂勞方以此作為生事的工具，用以威脅資方的利益，勞資關係會因此傾向勞方。商界這方面的憂慮眾所周知，但並不一定是合理。

官委議員全投反對票反映政府意向

設立工會法既是中央政府在立基本法時的要求，為何18年來特區政府也冷淡對待，甚至沒有諮詢民意，而議員自身九次提案也被否拒，主要原因是立法會以至整個澳門政界也是由商界所主導。然而大家也清楚明白，基本法保障組織、參加工會和罷工權利的憲制權利，中國亦簽署國際勞動公約時的要求，到今屆立法會，情況明顯出現了些微轉變。

今屆立法會就職後，議員高天賜第一時間再度提交工會法，雖然最終以12票贊成，15票反對，2票棄權不獲通過，但經已是九次當中最為接近的一次。整個審議過程，8個發言的議員當中，只有一位是反對，其餘七人也是支持法案。如果只以較具民意代表性的直選議員計算，更是10票贊成、2票反對、1票棄權、1票缺席。今屆立法會商界議員的數目減少，這一次審議也沒有了強調反對立法的立場，但一眾默不作聲的官委議員全投反對票，多少也反映出政府的真正意向。

中央重視工會法兩岸四地獨欠澳門

內地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勞動關係十分重視，早在1950年新中國立國之初，已經設立工會法，開宗明義是保障工會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發揮工會在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內地視工會法為建設社會的作用，而非破壞社會和諧的東西，且回顧內地70年的發展歴史，勞資雙方的關係一直和諧，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內地的快速發展中更起著重要作用，而香港的工聯會亦是建制派的主要力量。

澳門近年勞資糾紛個案不少，每每需要靠政治力量來解決，面對很多合法不合理的勞動問題、提升僱員薪酬福利談判時，沒有集體談判權便難以爭取僱員的福利，因此勞方只能以遞信、示威遊行，以至更加激烈的行為爭取，這類示威遊行是過去十多年社運的主流，不單不利社會和諧，對相關企業的聲譽也有一定受損。有博企在新場開幕前夕突然押後日期，是否與被指發放員工花紅不均而引起的示威有關，就不得而知。

外判研究需時兩年匪而所思

面對基本法的憲制責任與民間壓力，政府的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於16年將工會法的立法調研外判，一年多以後才判標結果，但研究工會法的內容就不得而知，是否包括組織工會、參加工會、工會活動、集體談判，以至罷工行動的具體範圍也是未知之數，缺乏任何一項也是不完整，假如沒有集體談判權，將來的工會法也只會是虛有其名。

特首換人在即，一切容易變得政治化。在工會法的兩難局面，過去政府只能夠以拖延的方法處理，到現在則拋出「研究」來回應社會對工會法的立法訴求，但調研需時近兩年，時間之長並不合理，也明顯有政治考量。兩年後特區政府已經換屆，特首亦必然換人，這個政治難題也只能由下一任特首來面對，屆時更有可能一切推倒重來。

作者：蔡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