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國總理梅克爾針對川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表示：「獨善其身的民族國家將沒有未來。」此前，川普政府宣布將執行自德國撤軍計劃，凸顯華府長期不滿北約組織成員國家的軍費貢獻遠低於美國，特別是德國的軍費支出比例亦低於其他北約成員國。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報告（CRS,2020）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大致可以概括地由四個關鍵要素組成：全球領導力、捍衛和促進國際自由秩序、捍衛和促進自由、民主和人權，及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區域霸權。然而，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任後，外交政策奉行「美國優先」主義，反對過往全球化架構與多邊自由貿易，重新定位盟友和夥伴關係，拒絕再承擔國際公共財的供給方。

川普本人著迷於雙邊談判，任內缺席東亞峰會等區域多邊場合，於此同時，美國加速推動「退群」政策，迄今陸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條約。2月1日，國務卿蓬佩奧正式宣布退出冷戰時期簽訂的《中程核飛彈條約》；5月21日，美國宣布退出《開放天空條約》；5月30日，川普親自宣布「終止」美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美國似乎正在道別每一個過去創建的國際體制。

這一系列的作為，讓我們見證到2020年的美國更趨向孤立主義，有別於歐巴馬時期的「自由霸權主義」，川普的「美國優先的超國家主義」帶來的困惑，原比所欲解決的問題更難理解，盟友尚難知悉美國究竟要追求何種「利益」?而華府的利益與其盟友究竟一致與否？而盟友而還能信賴一個以美國為首的體系嗎？目前，至少我們見證到，在總統大選前的美國似乎想拉開一道新冷戰的序幕，刻意加劇與中國形成兩強對峙，迫使盟國選邊站的壓力倍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6月4日在《外交事務》發表「岌岌可危的亞洲世紀」一文，直指第二次大戰以來，由美國創建的亞洲美式和平已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而新的亞洲格局全然取決於美中兩國的相處模式，亞洲的未來安全穩定將視兩國是否能在雙方合作中降低彼此的利益矛盾。李顯龍預測，中美雙方都不可能在東亞區域安全的取代彼此，倘若中美開啟類似新冷戰的對峙，憑藉雙方既有的實力，兩國很可能走上長達數十年的對峙道路，暗示這將是亞洲國家的不幸。此前，李顯龍已在香格里拉亞洲安全對話會議等多個國際場合，多次公開表示，「東南亞地區對大國之間的遊戲並不陌生」，但他們不希望在美中兩國緊張關係間被迫選邊站，當然也希望兩個強權不要向小國施加壓力。

在歐洲方面，6月15日，歐洲聯盟各國外長與美國國務卿視訊會議，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明確表示，「在中美緊張局勢成為全球政治主軸的同時，選擇雙方的壓力正在增加。惟歐洲人必須以『我的方式』來做，這會帶來所有挑戰」。他呼籲歐盟和中國在後疫情時期進行「龐大且積極的合作」，該項建議似乎將意味歐盟不會與美國形成「大西洋結盟」勢力，共同對抗中國。

布魯金斯學會歐洲與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暨資深研究員萊特（Thomas Wright）近期在「大西洋雜誌」發表「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川普時代的最後階段」指出，由於美國此刻深陷國內和外交上的重大危機，已使美國變得無能為力和無關緊要，美國人民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呼籲，在川普政府餘下時間裡，行政部門的專業官僚體系、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以及盟國政府面臨的問題不是如何說服總統做正確的事，而是思考如何限制損害，以使整個政府得以在川普離開白宮後，進行修復。過去幾年，美國似乎在外交政策上，「只有負面態度，沒有具體政策」，亞洲國家的領導人應該開始思考在川普卸任後，亞洲新格局將重新形塑多邊規範，還是走向新冷戰的道路。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研究員陳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