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首相強森於3月12日演說中宣告，「疫情將持續擴散，將有更多家庭會提前失去摯愛的親人」，當同日瑞典等國亦宣佈停止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統計，不再對輕症患者進行檢測，將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或重症患者，我們似乎可以推判，歐洲醫療體系恐難承載此波新冠肺炎傳播的規模與速度，衍生成重大的公衛危機。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幾十年中，全球範疇內的政體均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綿密互動，在富裕的西方國家主導下，多數國家在民主治理機制與經貿自由開放之間取得某種令人滿意的平衡。在全球化的洗禮之下，國家已不在是展現政治權威的唯一場域，愈來愈多的國際制度和代理機構在跨疆域政策議題上，擔負人類活動的管制者。儘管對全球化的批評和爭議從未間斷，但是經濟全球化過程確實對人類發展進程帶來貢獻。然而，此波疫情大幅在歐洲擴散，一定程度上，乃起因於歐洲國家政府對疫情預警的輕忽，但更可歸因於全球化下全球公民、社群與企業體間的交織共存。

發展至此，我們見證到，世界衛生組織將目前狀況定性為「全球大流行」，此意指之後世界各國政府和公衛研究人員之間將進行大規模的合作與互相協調，預期國際間的醫療資源和相關經費將進行重置分配，以阻止全球大規模流行病的擴散。但是，世衛亦承認，目前沒有一套全球適用的對抗疫情手段，每個國家都必須視本國具體情況，擬定各自的限制措施。

下一步將如何？可以預期，隨著部分歐美等國家進入峰值期，各國將爭相採取封關措施，限制跨國人流，「阻絕境外」作為，採取嚴厲的國內管制措施。或者，將有愈來愈多國家宣布緊急命令，限制外國人入境，也禁止國人前往警示國家。以臺灣為例，政府已考慮對居民採取「限制入境」、「限制出境」、「管控境內」等行政管制措施。

我們可以推斷，此波肺炎疫情在許多進步國家將帶來前所未有的醫療災難，對全球經濟體與產業供應鏈將造成的巨大負面衝擊，這代表著，對全球公民的管制權又回歸到國家政府的政治權威手中，在某種程度上，肺炎疫情馴服了我們這個世代曾難以阻擋的全球化現象，但是在災難過後，我們將如何面對一個嶄新的世界格局？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研究員陳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