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就《輕軌交通系統法》法案開展為期60日的公開諮詢，擬立法規定乘客的義務及責任，把不合理佔用關愛座及做出其他滋擾行為列成違法，可被罰款四百至五千元。不讓座便要罰款，此議一出，引起坊間一陣議論，多數人認為政府做法不當，但亦有人於網上撰文支持，認為以經濟手段更有效地分配公交座位給老弱傷殘，做法並無不妥。筆者認為，有關提議之所以惹火，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金錢和市場邏輯是否適用於人類的所有領域？人們的普遍看法是，讓座與否牽涉的只是個人道德情感，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用經濟手段去強迫人們讓座，屬於矯枉過正。

就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也認為金錢和市場邏輯應該要有界限，不能無限延伸到每一個領域，否則人們會習慣以金錢和市場邏輯來衡量一切，以市場價值取代其他所有價值。過去幾十年，我們的生活逐漸由「市場經濟」發展到「市場社會」，凡事向錢看，這正是當今社會最令人堪憂之處。

也許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見解，對於大家如何思考關愛座的金錢與道德的問題，會有所幫助。斯密在寫作《國富論》之前，曾經寫了一部《道德情操論》，探討人類利他行為的根源。他說，人之所以願意救助別人，主要是緣於人有同情心，當看見別人受苦受難時，我們會想象自己身處在別人的情境，哀其所哀，痛其所痛，這種感同身受的經驗，讓我們能同情別人，救助別人。然而，人的同情心是有界限的。斯密舉了一個例，當我們在報章上看到在一個遙遠的國度內，幾萬人因自然災害而喪生，我們或許會嘆息一下，感懷一番，但那種情感，遠不如我們不小心割傷自己小指頭所感受的强烈。

一般人會把自己的小指頭受傷，看得比遠方幾萬人的性命還要重。結論是：人的同情心是有等差的，我們會更加同情和關心與自己相近的人，更加關心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情景，比如我們關心父母兄弟甚於表親，關心朋友甚於陌生人，關心本國人甚於外國人，關心我們親眼看見的甚於在報紙上看見的。離我們愈遠的人或事，愈難令我們産生同情心，所以道德感雖然有一定效力，但它畢竟不是無遠乏界的。

我們很難要求陌生人對我們講道德，正如我們很難以忠信孝悌作為對待陌生人的行為標準。道德感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作用範圍不如想像中廣，除了偽君子，沒有人會凡事都講道德，主宰我們與成千上萬陌生人打交道的，是人類的自利心。

在現實生活中，絕大部份人類的行為，都是由自利心所引導的，而這，也是斯密《國富論》的主旨。正如斯密所說，我們每天有麵包、豬肉吃，並非因為麵包師傅和屠夫同情我們，不想我們挨餓，他們只是出於自利，為了賺錢而已，但正是這樣，我們才能有好東西吃。自利心之於人類社會，就如同萬有吸力之於物理世界一樣。天體各自的運行，皆由於萬有引力的作用；人類社會的運行，同樣是由於自利心的作用。可以說，以自利心為基礎的行為，佔據了人類行為的很大部份，而道德感或同情心所適用的範圍，其實不如想象中大。金錢與市場邏輯，雖然不能主宰一切，但也主宰了人生的一大部分。

若果按斯密所言，讀者諸君認為對不合理佔用關愛座罰款，做法是否恰當呢? 筆者的個人意見是：在公車上遇到老弱傷殘沒位子坐，是很具體而非抽象的情境，很容易就能喚起人類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在這種塲合套用金錢和市場邏輯，並不合適。

作者：羅平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