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召開期間，剛剛就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黃奇帆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引發公眾對內地個稅改革的熱議。隨後，財政部部長表示，「個稅改革總的思路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就筆者所知，早在2003年，財政部下屬的財政科學研究所發表課題《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財稅調節政策》，建議實施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但過去14年來，儘管《個人所得稅法》被多次修訂，但除了個稅起征點作了上調之外，個稅改革卻在我國各項稅制改革的日程表排序中被拖後了。

內地的個稅的起征點，從最初的800元，調整為之後的1,600元、2,000元、3,500元。這種僅僅提高起征點的做法，無論對調整於中低收入群體的減負，還是對縮小貧富差距，其效果都屬於隔靴搔癢。例如，2016年個稅收入為10,089億，對國家稅收總收入的貢獻占比只有7.7%。

最近胡潤研究院發佈了《2017胡潤全球富豪榜》，大中華地區有609位10億美元身家富豪，第2年領先於美國。華人10億美元富豪有652人，占29%，高於華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20%）。中國的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在全球各國中排名70多位，但身價10億美元以上富豪數量居然超過人均GDP為中國7倍的美國，足見內地貧富差距之大。

貧富差距過大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和諧，同時也導致消費不振、經濟減速。內地居民收入增速偏慢，最終可能導致中上游的產能過剩；高檔白酒價格上漲，豬肉價格下跌，也表明貧富差距問題沒有得到進一步改善，使得經濟結構更加扭曲，投資效率進一步下降。

國際上通行的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有三種，分別為綜合所得稅制、二元所得稅制與分類所得稅制。中國採用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將所得分成11個類別，採用不同的徵稅辦法和不同的稅率。中國的個稅改革的方向其實早已明確，從分類稅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課稅模式改革，從以個人為徵稅對象到以個人與家庭結合為徵稅物件的模式改革。

之所以要採取上述方式的個稅改革，目的是為了讓稅制更合理、更公正，並能夠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比如，綜合稅更能體現公平原則，如果能夠在維持現有的以個人為徵稅單位的分類稅制度不變前提下，把以家庭作為徵稅單位，並實行綜合稅作為一種個稅補充，既不會對現有的稅制和稅收產生顛覆性影響，又為未來逐步過渡到綜合稅創造條件。

筆者認為，中國的個稅改革不僅是稅制改革，更重要的是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必須同步開展。如目前代征代繳僅適合於分類稅，而一旦開徵綜合稅，需要廣泛推廣納稅申報制度，大幅增加稅務調查員的數量。同時，要建立全國性的個人不動產、儲蓄、證券等財產資訊共用平臺，打破政府間的行業與地區資訊壁壘。同時，對於征管難度大的現實，並不是沒有辦法，可以通過多種手段來加強個稅征管工作，如對偷漏個稅者加強處罰力度，對舉報偷漏稅者進行獎勵。此外，研究征管對策，對隱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進行有效徵稅。

如果總是以個稅改革時機不成熟、稅制改革操作性差、征管困難等理由拖延個稅改革的時間，則要指望居民收入結構的根本改善就更遙遠了。要知道從啟動稅制改革到審議和徵求社會意見，再到修改和最終立法，過程十分漫長。故個稅改革不宜再拖下去，此時不改更待何時？

作者：文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