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中國國慶假期的最後一天，內地演藝圈明星也是「粉絲經濟」的獲利者鹿晗，在新浪微博宣告戀情引起數百萬年輕粉絲的震盪，甚至一度導致微博癱瘓。粉絲們自殺、自殘真偽難辨的消息則頻頻傳出，鹿晗宣告戀情「大家好，給你們介紹一下……」的語句表述，也引來模仿者眾。大約就在鹿晗公佈戀情的同期，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國務院新聞辦公佈了一則經濟資料，稱2016年國民恩格爾系數為30.1%，接近國際上劃定的富足水準。這一前一後的兩件本不相干的新聞，筆者看到了一向喜以經濟成就示人的執政黨，未來要解決的棘手難題──財富分配機制。

先說說鹿晗其人，內地很多中老年人和80後是通過這次高頻率傳播事件，首次知曉鹿晗。其實，早前鹿晗的一條微博評論量就破億，創微博至今以來最高評論量。已有內地媒體披露，1990年出生的鹿晗以人民幣2.7億元的演繹片酬和廣告代言收入，成為中國收入排名第五的明星。毫無疑問，個人的合法私有財產在現代社會，當然要受到尊重和依法保護。但筆者要提醒，透過鹿晗的財富積累途徑我們可以看到，內地財富分配有著殘忍的一面。

首先，我們需理清鹿晗的號召力從何而來？被民間廣泛討論的話題是粉絲們為什麼要追星。在筆者看來，隨著互聯網在內地的普及和有限制的言論管制，導致偶像成為大多數年青一代自我價值實現的投影，期待成為偶像那樣的人。名人效應在商業社會，最易催生的就是「粉絲經濟」。

商業社會的社會和經濟，會遵循它自有的邏輯。一個明星通過自己的努力，不管積累了多少財富都值得尊重，但在內地言論收窄的今天該如何看待巨額財富的爆發增長，官方與民間認識相悖。先有官媒從政治角度解讀，認為是內地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繁榮與和平，造就了娛樂業的繁榮與個體的成就。

但也有輿論認為，這種文娛繁榮是缺乏深度的快銷品，娛樂消解了年輕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鹿晗現象不值得過度地解讀。跳出上述爭議邏輯，筆者從這起事件中看到的：國民有著怎樣的財富積累方式，是衡量一個國家繁榮度的隱形標準。簡單來說，西方經濟學上有恩格爾系數和基尼系數的概念，用它們來衡量和評估社會結構有它合理的意義。但此前，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內地是棄用或謹慎對待西方的經濟學概念。好在，這些年執政黨開始使用並公佈比如基尼系數這樣的經濟學資料。但凡有一些可喜的成績，內地是不會謙虛的。

國家之下是個體，鹿晗作為內地影視圈的「粉絲經濟」的典型獲利者，最大的價值是證明個人可以通過形象打造、人氣積累、商業策劃，從而獲取巨額財富。最大的病症則反映出，暴利行業衍生出許多亂象，這也是最近內地行政部門出台系列動手，用行政干預的手段限制明星片酬的根源。

可以說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影視業的從業者尤其明星，是中國社會最為成功的社會財富分配者，助推者則是那些默默無聞的追星族。大部分的普通工薪層，也即國務院新聞辦公佈的處於合理恩格爾係數的市民，則處在財富分配金字塔的中下端。解決社會工種的財富分配弊病，是否真的只有行政干預手段，在未來是對執政黨的一個長期考驗。

作者：羅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