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經濟受惠於博彩業的急速發展，雖然經濟數據十分亮麗，但衍生的貧富懸殊矛盾也日益突顯，通脹與各項民生壓力令市民的生活素質日趨而下，連同住屋與交通等難題導致民怨瀕生，這些問題社會不是視而不見，而是未有改善良策與決心，單靠派糖式的惠民措施並不足夠，而且沒有這方面的制度的建設。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每年收取巨額的賭稅，但作為手握天文數字資源的政府，未能善用這些財富平均分配於社會大眾，未能透過做好二次分配讓市民擁有優質生活。六大博企多年來在澳門賺取數之不盡的財富，但同時不斷推高整個社會的生活成本，澳門市民大眾期望博企能夠負擔起更多社會責任，賭牌重新競投在即，必須要調整已經嚴重脫節的賭稅，以及將博彩業發展適度多元化、博企社會責任指標化與博企中高層本地化這三原則列入賭牌合約之中，以促進澳門社會民生長遠發展的目標，更好還富於民。

中央領導人經常提醒特區解決矛盾

作為兩岸四地唯一合法賭博的地方，澳門的博彩業於1847年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開始合法化，自此成為了澳門經濟的重要一部份。到2006年，澳門賭場總營業額更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第一賭城。過去澳門博彩業經歷了長達兩年的深度調整，但現已恢復過來，財政局日前公布1月份特區政府中央帳目，公共財政收入102.6億元，按年上升12.4%，期內來自各項博彩稅收82.8億元，勁升14.1%。

賭稅持續回復增長，本澳已經逐漸走出經濟調整期的陰霾，但社會難免藉此機會反思，為何多年來的豐厚財政收入，並沒有為澳門市民帶來優質的生活，反之在民生方面的怨氣日增，社會矛盾重重，中央領導人也多番提醒，從習近平的解決深層次矛盾，到張德江的矛盾無處不在，關鍵可能在於政府巨大的財政資源分配不均所致，手執巨款的政府沒有做好二次分配，財政盈餘未能善用。

賭稅不適當調升難免被批向博企讓步

現時賭稅佔公共財政收入超過8成，公共財政開支長期依賴賭稅的單一來源，政府能夠在公共工程超支不斷、公務員年年加薪，也是依靠博彩毛收入35%的賭稅支撐，35%這個稅率比例是賭權開放之初所訂立，結合澳門當年的社會情況、博彩業規模、博企收益，以至政府的財政預算而得出的比例。但當年的澳門與今天已有天淵之別，往後的新博彩合同不可能再沿用這個10多年前的比例，如不作適當調高，難免被社會批評是向博企讓步。

澳門的博彩稅是博彩毛收入的39%，各大博企除了繳納35%的直接賭稅外，每年也要撥出1.6%的款項給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的公共基金會，以及撥出2.4%的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這是一種資源的再分配，未來作出適當的調整同樣重要，否則以一成不變的態度處理，則會變成坐擁巨大資源但是分配不均。

賭權開放初期，博彩業收益不高，將社會性項目徵稅定在4%，且多用於建設發展經濟方面是可以理解，但時移世易，澳門的城市建設已有一定模式，博彩業收益也不可同日而語，經濟層面方面的建設已有一定成果，但市民直接面對的是百物騰貴、租金高昂、私樓天價、公共服務持續加價等。社會性項目徵稅亦應該與時並進，作出適當的提高及優化，且則重於民生範疇的投放，例如更多投放在扶貧與教育方面，對社會民生的促進發展可能有立竿見影之效，藉此紓解民怨，讓每位市民均能分享到經濟成果。

三大原則列入新合約保障澳門長遠發展

本澳六個賭牌將在2020年起陸續到期，將來重新競投賭牌時，政府不可能再沿用十多年前的合約條款，而是應該與時並進，制定更符合澳門整體利益的賭牌合約以及博彩業政策，有三大原則是不可缺：一、博彩業發展適度多元化：過去博企的非博彩元素被批評千篇一律，欠缺獨新意念，博企業發展要適度多元，保持吸引力，富豐的非博彩元素起著重要作用。二、博企社會責任指標化：雖然博企現時有舉辦社會公益活動，但當中成效如何，以及是否切合需要更不得而知，政府應對博企社會責任制定一套指標，以督促其認真履行相關責任。

三、博企中高層本地化：六家博企管理層逐漸由本地人出任提出多年，成效如何一直是大疑問，過去政府與博企對此沒有實際措施推動，也讓這目標一直留於口號，未來應該規定博企中高層在不同時段要達到不同的比例，將澳門企業的理想職位歸還給澳門人。這三大原則早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將其列入合約條款，讓將來在賭牌競投時成為必然的合約責任，相信對澳門博彩業以至整個社會今後的發展更為有利。

作者：蔡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