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重要的科學哲學家孔恩，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了「典範轉移」的概念，提醒世人要留心在當代科學典範的價值觀與信仰下，我們都習慣用過去的經驗和認知來應對問題。但是當科學無法解決的例外越來越多時，吾人所熟知的典範就會遭受質疑，進而迎來吹響科學革命號角的時刻，人們將建構新的理論思想成為新典範以取代舊有的價值觀，這就是孔恩所說的「典範轉移」。

以疫情爆發之初，中國在一月底確認有人傳人的風險後即迅速採取「封城」政策，當初可以說是非常決絕的手段，但事後證明這是所有大陸型國家控制疫情擴散的有效手段，今日歐美國家也相繼跟進。但隨著疫情的不斷蔓延，世界各地也紛紛從「封城」走向「禁航」乃至於「鎖國」，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國家治理的型態和全球化治理的進程這兩個面向上呈現出不同的發展。

就國家治理而言，東亞地區的「發展型國家」相對都呈現出對抗疫情比較好的控制結果，一方面因為這些「發展型國家」的政府擁有較強勢的行政部門及階層管控有利於進行醫療資源的分配與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政治文化讓人民普遍守紀律、相信政府、願意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而歐盟的「超國家組織」則呈現了另一種治理的樣貌，由於多層次治理的體制下權力分散，無法即時有效的進行醫療資源的提供與調度。

隨著義大利與西班牙疫情鋪天蓋地的蔓延，各國開始對於歐盟執委會與歐洲議會效率不彰備感厭煩，終而只能圖謀自保、各行其是，歐盟這人類當代史上最大的一體化治理夢想正瀕臨崩解。更何況歐盟之所以聚合的原因建基於經貿合作與共同安全，過去在追求利益或是共抵外侮時容易上下一心垂直整合，但如今受疫情影響下各國社經文化的巨大差異卻只凸顯出水平分裂。未來當疫情過後，國家治理型態恐將走向強勢政府或是大政府的樣貌，並對全球化進程產生漣漪效應。

就全球化治理而言，過去20年來由於全球化倡議，希冀讓有限的生產要素做最有效的利用與分配，借以得到效益最大化，也促使人流、物流與金流的全球自由流動基礎上發展迅速。但實踐的結果也造就了全球經濟結構的極不均衡，由於企業生產以成本為考量，進而導致生產流程設置於低勞動成本的國家，而中國更是「世界工廠」。

但在疫情爆發後，中國能否順利全面復工，不僅成為全球供應鏈能否恢復正常轉動的關鍵，更是全球醫療體系能否維持的基礎，這種全球經濟運轉僅維繫於少數國家的畸形現象乃成為全球化反思的主軸。未來各國勢必將重新調整產業鏈布局，推動製造業回流與在地生產，從而降低當前難以維持最低自足需求的窘況。

此外，全球化的自由流動在急凍後，隨著疫情死亡人數的攀升和封鎖引發的負面效應，各地均出現的仇恨與歧視情緒勢必更不利於全球化的深化進程。回到過去的「有限全球化」或是「經濟民族主義」，可能將成為未來的國際趨勢。簡單來說，在這次全球新冠肺炎的衝擊下，對我們所熟知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但其蝴蝶效應尚未完全展現，未來可能將顛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世界，吾人實應謹慎，莫以舊典範面對危機。

淡江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執行長蕭督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