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2月中國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畫綱要》後，北京中央期待透過經濟融合帶動制度整合，大灣區終將因金流、人流等要素整合而逐步密不可分，進而促使生活模式趨同而人心凝聚。最終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狀態下，超越「一國兩制」達到「一國良制」的目標。但是當計畫推出不久，不僅外有中美貿易糾紛持續攪局，內部也徒遇香港的反修例社會衝突及其後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致使大灣區的投資建設與整合進度大幅落後。但在腳步稍緩的新情勢下，或許吾人可以在新情勢下重新思考對大灣區未來的整合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機會亦是挑戰，粵港澳大灣區內因實行不同的制度體系，即便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已於2018年建立，但港、澳與廣東省九個城市間存在的差異讓各類要素難以透過一個行政系統統籌協調，就能實現完全的自由流動。此外，城市間的競合也會影響大灣區的整合進程，各個城市在競爭過程中定然造成分歧，但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城市競爭亦是不可或缺的環境條件，儘管粵港澳大灣區強調共同治理，但即使是城市合作中也會產生資源及利益上的競爭關係。

尤其是大灣區長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城市的共同治理可能增長在極度競爭的環境下搶奪外資和跨國公司的行為上。因此，城市競爭及城市合作的障礙來自於以行政區做分割的制度性矛盾，而重覆的產業結構發展也導致城市發展在過程中形成碎片化，及地方各自為政的問題。現今的大灣區除了著重在規劃與治理外，如何強化區域成員間的相互協調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

雖然城市化是全球發展的趨勢，也是支撐中國內需的重要動能。但相較大陸的其他灣區如長三角、環渤海灣等地的城市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實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與挑戰性。尤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仍因大陸的路徑依賴，採取「由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但目前看來由於在推進的過程中缺乏「由下至上」的認同，也導致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融合可能難以因基礎建設及經濟發展而成長。不可諱言的是，在港澳回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港澳與大陸城市間的社會文化仍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再加上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的合作及競爭關係，又強化了大灣區合作間的城市矛盾關係。

縱使北京中央積極透過經濟上的整合促進政治及文化層面的認同，甚至以政治力作為推動的補充，戮力將港澳與珠三角城市整合成為一體化的城市群。但如今在缺乏社會認同的狀況下，又遇到疾病對社會人心的衝擊，能否真的促進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各自之長補對方之短，完善生產要素的分工、城市發展的分工、公共建設的分工，讓整體規劃發展最優化，將是今年粵港澳大灣區計畫的莫大挑戰。

淡江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執行長蕭督圜